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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5年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。朝廷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项变革，涉及政治、社会和财经等诸多方面，其力度之大、范围之广、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所有内容。然而，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，“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”。

随着商部的成立，商业的立法也随之展开，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，清政府终于放开了对商人阶层的压制，转而给予商人应有的支持。面对立宪派、革命派和摇摆迟疑的朝廷执政者，商人阶层在这时还没有构成一支独立的力量，但是他们是有实力的，他们的选择影响着历史的走向。

商部的新举措

1903年7月，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，作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，下属设立了商务局、劝业道、商律馆、商报馆、公司注册局、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，张謇等商界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。随着商部的成立，现代商法诞生了。这一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商人阶级的兴起，商人在清末的最后一刻达到了前台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1904年1月，商部颁布《钦定大清商律》，包括《商人通例》9条和《公司律》131条，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。此后，商部又颁布实施《商会简明章程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，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，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，进入了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。自《公司律》等法律出台后，中国有了正式的公司数量统计。据张忠民在《艰难的变迁——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》一书中的计算，1905-1910年间，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.5倍，投资额分别超过5.7倍与2.9倍。民间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，除原有的缫丝、棉纺、火柴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外，烟草、肥皂、电灯、玻璃、锅炉、铅笔、化工等产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。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。

朝廷给商人“戴帽子”

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，朝廷算是费尽了脑筋。虽然朝廷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银子，但还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“帽子”，支持商人。在专门公布的《奖励公司章程》中就明确写着，“现在朝廷重视商政，破除成见”，于是规定，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，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，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，并加一品顶戴；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、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，500万元以上、800万元以下者，则奖予商部四等顾问官，加四品顶戴。一个叫张振勋的商人因集资招股和捐献“贡献尤大”，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、考察外埠商务大臣、太仆寺卿。这种重商政策，自秦始皇以降，千年一见。

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地说：“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，李鸿章不过伯爵，其余百战功臣，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，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，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，斯诚稀世之创举。”这种用行政等级“吸引”和“奖励”企业家的行为，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，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。

商会：组织起来的商人集团

虞洽卿个人的影响力毕竟有限，但是如果商人组织起来，成立了商会就不一样了。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，进一步刺激了商人阶层参与政治的志趣。各种商团、商会在晚清民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。各行业的资本家通过商会这一枢纽机构，凝聚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，各商会之间遇事即遥相呼应、协调行动，由此得以产生前所未有的“登高一呼，众山皆应之势”。晚清最早的商业组织是成立于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。1904年，《商会简明章程》颁布后，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

在朝廷的鼓励下，全国各省会和商业繁荣地区设立了商务总会，中小城市设立商务分会，村镇设立商务公所。商会有处理商务诉讼的职权，负责调查商情，处理破产和诈骗，受理设立公所、申请专利、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等职责，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。随着各地、各市镇商会的组建，商业势力得以聚集，并从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力量。

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，虽未成立市民公社，但却有比较完善的管理城市建设的市政机构——城厢内外总工程局，上海商会在这个机构中也拥有相当的势力。

1905年，上海组建“城厢内外总工程局”，一经创立即以一个初具规模、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。它承担了包括学务、卫生、治安、户籍管理、道路工程、城市建设、农工商务、公用事业、慈善赈济、财政税收以及其他本来应归地方政府管理的各项事务。

清末还有许多商会创办了实业学堂和报刊杂志。由于资料掌握尚不完全，目前仅知天津商会创办了中等商业学堂、苏州商会主办了实业学堂、长沙商会主办了唯一学堂、上海商会创办了商业学校以及江西商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。此外，江苏梅里和川沙商务分会，也曾主办初等商业学堂。报刊杂志有：《天津商报》、《广州总商会报》、《重庆商会公报》和《济南商会日报》。商会独自兴办实业学堂、创办报刊杂志，广泛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瞩目，其社会影响也随之进一步扩大。1907年，全国80个重要城市的商会代表聚集上海，倡议成立了华商联合会，全国商会呼吸相关，连成一体。
在一些开放的大城市，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。

张静江支持孙中山革命

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，企业家阶层是保守的，他们反对动荡，非万不得已，是绝不会选择革命的。

到1905年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经10年。多年以来，他一直为革命筹措经费，而为他提供资金支持的绝大多数是海外华侨，国内著名的大商人虽然有同情孙文的，却很少有实际的资助。唯一稍有知名度的资助者是浙江的张静江，他是南浔“四象”之一张家后代。自胡雪岩与外国商人豪赌蚕丝失败之后，与之结盟的南浔巨豪元气大伤。张家当时在国内少有实业，张静江的财富来自他在法国巴黎的贸易公司，其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珍贵文物私贩到国外销售。

1905年冬天，28岁的张静江在一艘海轮上邂逅孙中山。民国元老、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的胡汉民回忆了这段很富戏剧性的故事。当时，孙中山有戒心，回避张静江。不意张静江在甲板上拦住孙中山，说：“你不要瞒我，我知道你是孙文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，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！”会谈之后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两人约定，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，孙中山可拍电报给张静江，并约定暗号，如拍“A”字即是1万元；如拍“B”字即2万元；“C”字则3万元，依此类推即是。孙中山将张静江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，当时并未很在意。两年后，孙中山在河内计划发动起义时，经费没有保障，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，于是对胡汉民说：“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，脚微跷，说要帮助革命，约定三个字，第一字即1万元，第二字为2万元，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。”胡汉民听了则说：“反正横竖不亏本，拍个电报试试又有何妨？”于是孙中山按张静江留下的地址拍第一个字的电报，不多时果真1万元汇到了，孙中山喜出望外。从那以后，张静江成了孙中山最重要的“金主”之一。他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、浙江省省长等要职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孙中山亲自提名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，“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”。

从1905年到1910年，企业家阶层一直是立宪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。虽然推动清廷立宪是时代大势，却也要冒无穷的风险。朝中洋务派出身的大员往往顾忌身份，对喜怒无常的慈禧颇有忌惮，不敢出头领衔。维新派的康梁诸人，虽然名望很高，有极大的舆论引导能力，但是在地方上则没有根基，而且缺乏资金，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实际行动。于是，多金而理念超前的企业家集团成了唯一的可能。

当时最热烈的立宪运动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上海、江浙一带，而领袖就是“状元企业家”张謇。随着纱厂的成功，张謇的声望己达顶点。1903年商部成立后，他被任命为“商部头等顾问官”，俨然就是官方认可的商界最高领袖。连袁世凯也写信给张謇，用十分自谦的口吻说：“各国立宪之初，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，倡导国民，公凤学高才，义无多让，鄙人不敏，愿为前驱。”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，1906年9月1日，慈禧终于下达了“预备立宪诏书”。

在上海的示范下，湖北宪政准备会、湖南宪法政分会、广东粤尚自治会、贵州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先后成立，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，杨度等人则在东京组织宪政讲习会。另外，在天津和江苏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扬州、镇江，以及上海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立宪庆贺会。在1907年5月，天津甚至还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市政选举。在袁世凯的主导下，12461人参与投票，选举产生了“天津县议事会”，负责辅助政府处理地方兴办教育、征税、市政建设、公益事业、移风易俗等事宜。盐商李士铭被选为议长。

但是，正当商人集团高歌猛进的时候，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给了他们当头棒喝，参政热情一落千丈。正如托克维尔所言,“随着手铐的去除，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”。商人在获得承认之后，发现自己的政治地位仍然处于一种“悲惨”之中，而在拥有颠覆性的力量之后，他们的这种“悲惨”心情就转化成为了清政府的“悲剧”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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